刀走凌云志，字形流云姿。篆刻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传统艺术，在时间的长河中起起落落。从铜印时代到石印时代，从鲜有问津到风头初绽，从附庸书画到日趋独立，篆刻艺术的发展如涓滴汇海，一路奔来。在篆刻艺术日渐进入大众视野的今天，复旦青年特邀西泠印社社员张伟然教授带领我们回顾篆刻艺术的起源与流变，为我们展现方寸之间的万千气象。

　　大体观之，中国篆刻艺术发展史以材料为据、元明为界划分为两大阶段。正是得益于材料的改进，篆刻艺术在明代中叶自立门户，从此作为一门新兴的艺术在艺坛受到关注。

　　宋元以前，篆刻还不足以成“学”，只得算作一门玺印技术，操作工艺可分两种：一种是在范母上书写、用铜水浇铸后稍作修改，一种是铜铸印胚完成后直接刻字其上。当时篆刻的材料以铜为主，其质坚硬，非能工巧匠不能为之，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没有能力参与玺印制作。宋元时期，篆刻材料发生了从铜铸玺印向石刻印章的转变，以米芾为首的一批文人便渐渐对玺印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开始根据自己的审美和理解去设计印面，再请工匠铸刻。

　　元代以降，篆刻正式进入石印时代。彼时官印沿袭传统，以铜印为主，而坊间的文人治印则开始大范围地采用硬度较小的石头。根据清人的传说，元人王冕和明人文彭是推动以石治印的两大先驱。事实上，石刻玺印在秦汉时期就已出现，从大量的出土墓葬来看，石刻玺印在当时是一种陪葬冥器，用以标识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自元代起，石印得见天日，逐渐从地下世界中的非实用品变身为文人生活中的实用艺术品。

　　相传，宋代书法家米芾开创了自行设计印稿的先例。他对篆刻创作的介入停留在字体设计层面，具体的刻制则交由专业的工匠完行。因此，米芾的私印风格大体合于当时工匠制印的主流，不过印章上的字体则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展现出书法大家的艺术追求。元朝书法家赵孟頫的几方斋室印，即他取自己所居的松雪斋之名而镌刻成的印章，亦是他自行写就印稿后由工匠刻成。有了这些艺术素养较高，在当时即富有盛名的文人的参与，篆刻在艺术高度和成品格调上从此有了更大的提升空间。同时代的金石学家吾丘衍，不仅治印不为成法所囿，风格圆润秀劲，还撰写了我国最早研究印学理论的著述《三十五举》，系统阐述了篆隶演变及篆刻知识，被称为“起八代之衰”的印学奠基人，填补了篆刻艺术在理论上的空缺。

　　至此，文人参与篆刻创作初开风气。此后经由一代代文人篆刻家在艺术创作实践上的探索，自明清时期开始，文人更多地参与到原本由工匠进行的治印过程中，篆刻至此风头日盛。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便是文徵明的长子文彭。他主要以青田石独立制印，吸引了众多文人、书法家和画家参与到篆刻创作中，在清代便被尊为我国篆刻艺术的开山鼻祖，也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篆刻艺术全面进入以文士为主体，个人特色鲜明，名家辈出的石印时代。

　　文人印与传统的工人印存在着显著的区别。传统工匠不过将刻印当作谋生的手段，往往不识篆书，刻印时也只是依葫芦画瓢，无法表现出书法的独特韵味。而文人们对书法笔意有着深入的了解，在刻印时能够随心而动，寄情抒怀，大大提升了印章的审美功能与艺术价值。

　　至清朝中叶，篆刻史上的两个主要流派初步形成。其一是以钱塘人氏丁敬开创的浙派，以“短刀碎切”为主要技法，印章苍古质劲，金石感明显。其二是由邓石如开创的皖派，以“冲刀”为主要技法，线条流畅圆润，风格凝练，笔意潇洒。

　　篆刻艺术发展至清末，愈加注重个人特色，在风格上多有创新。在晚清篆刻名家中，最著名的便是赵之谦、黄士陵和吴昌硕。赵之谦出入浙、皖两派，又首创阳文入款，自成风格；黄士陵广采三代吉文字入印，印面光洁，对文人雅士影响很大；而三人中最负盛名的吴昌硕则担任了杭州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被时人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

　　文人介入程度的加深，使得篆刻艺术渐渐脱离了纯工具性的工艺品特征，其整体发展过程呈现出自由度和艺术性不断增加，个人风格特质和艺术表现力的发挥空间不断拓展的倾向。

　　谈及篆刻艺术在艺坛的地位，张伟然认为，民国以前，篆刻艺术尽管早已自成一家，且风头日盛，但始终属于小众艺术，远远不及书画艺术习者众多，门庭显赫，甚至从某种程度而言，篆刻艺术始终依附于书画艺术，无法实现纯粹的独立。基于此，张提出了 “上下游艺术”的概念。就发生学而言，书法、绘画、篆刻便是一组相互关联的“上下游艺术”。书法处于最“上游”，它是绘画和篆刻艺术的审美欣赏基础，直接为篆刻艺术提供了养分，故而篆刻亦被人称为“用铁笔创作的书法”；绘画处于“中游”，它同样为篆刻提供了审美借鉴和创新灵感（如图画章等）；如此一来，篆刻艺术便只能处于“下游”。不过，这门“处于最下游的艺术”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理解为“最高级的”，因为想要精通篆刻艺术，不仅需要卓越的书法理解力，还要有绘画鉴赏力的加持。书法和绘画都是篆刻艺术必不可少的基础。

　　其一是源于其深厚的意蕴和繁复的技术。整体而言，篆刻是艺术、学术、技术的三者结合。“艺术”要求创作者拥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对书画有着一定程度的理解力与鉴赏力。“学术”就是用字、格式都要讲究精准、得体，它需要创作者对文字学和玺印史知识有着丰富的了解，尤其是篆书-繁体字-简化字的发生源流与演变细节。“技术”是伴随着练习量的累积而形成的“肌肉记忆”。技术可分为核心技术与周边技术，核心技术指的是娴熟的刀法，周边技术包括磨刀、磨石、选纸、钤印、选泥、拓款、集谱编屏展示等等。磨刀一技，现在由于硬质合金刀的问世可以不作考虑。磨石，即把印面磨平，是篆刻必需的准备工作，初学者须经过反复练习才能磨出理想的效果。钤印同样是一项需要反复练习的技术，创作者不仅需熟知不同纸张（如竹纸、宣纸、皮纸等）的厚薄、质地、吸水性等特点，还要学会选择颜色、干湿都较为适宜的印泥，更要把握盖印的手法、力度以使印蜕忠实于印面。拓边款、制印谱更是需要高超的技术。市面上优质的原拓印谱价格高昂，名家的印谱售价往往高达数万元。

　　篆刻艺术较为小众的第二个原因，源自古时篆刻艺术家社会地位的低下。汉代以降，篆书便逐渐退出了实用范围，加之古代制印匠人的社会地位较低，大大制约了篆刻艺术的普及。尽管明代以后篆刻家的地位有所提升，但仍无法同书画家相提并论。清朝篆刻家邓石如，因为写得一手好篆隶，江南体育官网又刻得一手好印，很受世人尊敬。但这样的尊敬仅是出于世人对一位能工巧匠的敬佩，邓石如的社会地位实际上极其有限。被称为“印中杜甫”的赵之谦，虽然在印学界地位极高，但在中年入仕之后，也就不再操刀刻印了。

　　清末篆刻大师吴昌硕一手石鼓文写得极好，彼时由于石鼓文早已不具备实用价值，很多士人都未曾习过，因而许多学者都对他尊敬有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吴昌硕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曾有一张民国初年上海滩遗老的合影。相片中有100来号人，吴昌硕站在一个十分边缘的角落。与他臻于化境的艺术造诣相比，这一位置是十分尴尬而无奈的。

　　制约篆刻艺术走向大众的第三个原因，在于许多人的畏难心理和隔阂感江南体育官网。篆刻艺术以书法为基础，可以看作是从毛笔写字到铁笔写字的转变。对书法基础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的畏难心理，制约了当代篆刻艺术的大众普及，造成了“曲高和寡”的局面。然而，篆刻家的篆刻造诣与书法水平并非线性对应关系，在印稿形成中也没有书法那般对控笔能力的较高要求。与书法相比，起篆刻底稿无需一气呵成，也允许修改笔画。总而言之，篆刻艺术对于书法的操作要求比单纯的书法艺术要低得多，加之篆刻艺术作为传统在中国被广泛认可的文化内涵和艺术格调，其在大众普及方面仍有许多可以挖掘的潜力。

　　一般而言，印章具有两大属性：一为象征身份地位的功能性，二为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性和创造性。自秦汉至民国，官印的文字隶属篆书体系，形态优美，既有鉴定等级、身份之用，又兼具艺术审美之效，因此功能性与艺术性紧密结合。1949年以后，公章采用楷书字体，强化其标准化与法律性，弱化其创造性与艺术性，印章的审美艺术性与身份功能性逐渐分离；同时在许多场合，象征身份的私章依旧具有法律效力。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手写签名慢慢地取代了私章，私章的功能性在法律层面不复存在，印章也就转而成为一种纯粹的艺术创作，为更多不受拘束的艺术探索提供了空间。

　　篆刻艺术如何从小众走向大众，是一代又一代篆刻人苦苦探索的难题。张伟然提出，当今机器刻印的流行，可以极大地推动篆刻艺术的普及。

　　较之以往，当代篆刻艺术更注重印稿设计环节中对书法的审美能力。印稿设计完成后，可以借由刻印机器刻出初稿。这大致相当于传统的“去底”工序，在此基础上，再对线条加以人工修整，这样，人机结合的制印方式，便使得篆刻走向大众具有了可能，大大开拓了篆刻这一传统艺术的发展空间。目前，复旦大众印社已经计划引入这类刻印机器，方便推出更多精美的篆刻作品。

　　文创产品和肖像篆刻，是现代篆刻艺术发展的两大新方向。其中，篆刻文创产品的发展前景尤为广阔。坐落在杭州的西泠印社就推出了许多精巧的文创产品，将篆刻文化融入到书签、纸胶、帆布包等日常生活用品之中，图案古朴，造型精美，销量可观。在复旦大学内，篆刻文创同样引起了学生们的极大兴趣，从大众印社的篆刻活动，到今年中秋光华大道的主题灯展，篆刻艺术正逐步走进大众的视野，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谈及大众印社的文创产品，张伟然为社员们提供了两个新思路：其一是私人定制的专属印章，其二是巧妙融入了篆刻元素的创意摆件。

　　肖像篆刻是篆刻领域的新生事物，但操作起来却比传统的文字篆刻要难上许多。刻好肖像印，首要前提是具备扎实的绘画功底。由于印材的面积有限，刻在上面的肖像无法同普通的人物画像一般注重细节，但又必须要将人物脸型的基本特征勾画出来。同时，除了画功，篆刻的章法与刀法也不容忽视。由于肖像篆刻要求较高，因而这一领域的名家可谓凤毛麟角。西泠名家张耕源专攻肖像印，他的作品既沿袭了秦汉肖形印的传统，又广泛吸收了西洋素描、版画、漫画的技法，中西合壁，令人叹为观止。张伟然满怀希冀地说，日后倘若能有更多热爱篆刻的年轻人加入其中，创作出更多新颖的作品，中国的篆刻艺术必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最终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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