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N江南·体育下载作为宋元明三代刻书中心之一的福建建阳，僻处东南边隅、闽北丛山深处，却长期为古代小说之编刊中心，不仅刊刻小说数量多，而且现存不少刊本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重要阶段，比如宋代罗烨《醉翁谈录》、元刊全相平话五种等，皆为海内外孤本，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备受关注。对于建刻小说单篇文献的重要性，海内外学人已多有论述，在此基础上，本文略为讨论建阳刊刻小说的发展历程及其小说史意义。

　　建阳刻书之盛与其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建阳处于武夷山麓南面，武夷山是闽地的天然屏障，六朝以来中原历次战乱中避乱的移民一批一批进入闽中，位于入闽要道的建阳，农林条件优越，为入闽移民居留的首选之地，宋元明三代刻书世家如熊氏、刘氏、余氏等多源自唐宋入闽之中原家族。南宋建阳成为闽学中心，并在文化高度繁荣基础上成为全国刻书中心，一方面因为移民文化积淀，另一方面因为宋室南渡后闽北与临安距离不远，政治文化信息灵通，又因为福建自然资源的丰富和对外贸易的繁盛，在中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使其成为南宋最为重要的后方，闽北在全国处于经济文化重心的地位。当时文化教育最为发达的福建、浙江、江西为建阳书坊提供了作者和稿源，建本经由浙江、江西销往全国，并由闽江下行福州、泉州销往海外，建阳刻书的这一产销格局持续六百年未变，包括小说刊刻亦如此，建阳刊刻小说起于宋，兴于元，盛于明，衰微于清。

　　宋代小说刊刻地域分布广泛，但以杭州和建阳最为集中，其他地区只是偶有官员喜好而有一两种文言小说刊刻。杭州元刊小说目前可知者四五十部，多为文言小说，唯有一种“中瓦子张家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般认为是说经话本。建阳刊刻小说数量比杭州少得多，目前可确定者大约十部左右，但却具有重要意义。

　　建阳亦以文言小说为主，但有的小说多次刊刻于建阳，如曾慥《类说》、洪迈《夷坚志》《容斋随笔》等，其他如张师正《括异志》、司马光《涑水记闻》、苏轼《东坡志林》、王明清《挥麈录》等，也都是小说史上的重要著作。宋代刊刻小说皆以文言小说为主，并且包含了大量的文言笔记，是宋代重知识重学术的世风和文风之体现，宋代文学以重知识之实用为普遍的价值判断，文言小说主要因其知识性、学术性价值而被刊刻和传播。建阳刊小说既是对全国文流的因应，同时也出于本地文化氛围之必然。由于建阳本地和周边地区是当时教育最发达最普及地区，建阳刻书的内容以正经正史、子部儒家、医书、类书和文人别集为主，最重要的特点是重教育重知识，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说刊刻必然出于知识传播的价值判断而以文言为主。

　　宋代建阳刊小说中《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和罗烨《新编醉翁谈录》值得特别关注。前者与杭州中瓦子张家印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同书异版，说明建阳跟杭州刻书相呼应，敏锐感应到说话艺术和通俗文学案头传播的新潮流，也说明以中心城市为主的说话艺术各家数，包括说经，辐射面极广。后者则是跟说话艺术关系密切的传奇杂俎集，是小说艺术发展过程中传奇俗化、话本案头化的阶段性标志物。特别由于其甲集卷一《舌耕叙引》之《小说引子》和《小说开辟》概述了“舌耕”的艺术特点和题材分类，《醉翁谈录》被认为是第一部对说话艺术或小说艺术作理论总结的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其中列举的大量说话名目，对宋元说话艺术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宝贵的文献价值，因此现代小说戏曲研究者视之为研究必读的基础书目之一。不仅如此，《醉翁谈录》甲集卷二开始的十九卷传奇和杂俎选编还具有重要的文学地理研究价值，这些故事选材暗合了文学中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发展而一路向南的区域流变规律，其中故事情节所呈现的人群流动反映了文化的时代特征和变化进程，表现了地域间文学交流的历史轨迹，对文学地理研究具有场景还原的文本内证意义。

　　从宋代到元代，建阳书坊留下了小说从雅致书斋走向社会大众的发展印记。元代建阳书坊的小说编刊标志着小说发展从文言到白话、从短篇到长篇、从史传体到说书体的重要转变，在小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元代小说刊本目前所见不多，远远少于宋代。现存元刊小说以建阳刊本最多，建阳之外仅有茶陵、衢州、常州等地偶有文言小说刊刻。当然，可以推想大都、杭州应该刊刻过小说，但是，建阳书坊无疑已成为小说刊刻中心。

　　元代建阳刊刻小说目前可知者如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安福刘应登校注《世说新语》八卷，沈天佑主持宋刻元修八十卷本《夷坚志》，翠岩精舍重编《新刊分类江湖纪闻》（现存节抄本），建安书堂《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至治间（1321—1323年）建安虞氏刊刻“全相平话五种”即《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新刊全相秦并六国平话》《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吴越春秋连像平话》，《红白蜘蛛》（存残叶）等。碧山精舍《新编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和《新刊分类江湖纪闻》，从字体和版式来看，可能也出于建刻。又有神仙传记类作品《新编连相搜神广记》，题淮海秦子晋撰，共收五十七神之事迹，或归之于小说，学界判断为元代中后期建阳坊刻。从中可见，元代建刻文言小说皆为叙事性文学文体小说，而非史料和学术考证性质的笔记，但更多的是通俗小说，特别是一系列讲史平话的刊刻引人注目。而现存于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宣和遗事》《五代史平话》，一般判断为建阳刊本，虽然学界对宋刊还是元刊有争议，但无论是宋刊还是元刊，都进一步证明建阳刊刻过大量讲史话本。

　　建刻平话是现存最早的平话刊本，在小说史研究中广受关注。从全相平话五种的书名来看，当时刊刻的平话不止这五种。孙楷第先生《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谓，“以书题测之，至少亦有八种”。郑振铎先生认为，“所谓《十七史演义》之类，在那时恐怕是的确曾出版过”。根据清道光年间杨尚文所刊《永乐大典目录》记载，“话”字部“评话”凡二十六卷，可惜未列出作品名目，这二十六卷应该就是宋元讲史平话。从建安虞氏刊刻平话内容的连续性推测，建阳书坊或许刊刻过完整的平话之全史。

　　《红白蜘蛛》残叶也非常宝贵，它意味着建阳书坊不仅刊刻平话，而且很可能刊刻各类话本。从元刊平话和话本可见，通俗小说的编刊已成为此时小说发展的主流。

　　书坊刊刻小说的变化一方面是小说文体发展之必然，另一方面，则源于元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之变。传统目录学著录于小说类的文言笔记，今人或称之为“子部小说”，其编刊和传播皆与科举考试选官制度密切相关，读书士子需要在经史之外博览群书，子部小说以其经史考据和广博见闻为人所重，所以，宋代文言小说的刊刻多出于官刻和家刻。入元之后，科举考试长期未能正常举行，读书士子不能以科举求立身，宋代那个以文化精英为主的仕宦阶层解体了，元代的官员从身份、文化修养、生存方式各方面都与宋代大为不同，文言小说从编刊到传播的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再加上元代刻书管理严格，官方刻书由中书省管理，地方刻书机构刻书必须由中书省或其他管理机关下令才可以刊行，地方刻书机构刻书要由本路进呈，经过上级逐级批准才能出版，因此，非经非史的小说极少有官刻和家刻。事实上由于政治文化制度的变化，原来各地兴盛的官刻和家刻力量整体衰减，小说和各类图书的刊刻主要由市场决定。因为科举不常，读书人的阅读在一定意义上获得了自由和解放，从小说来说，相比于知识性或政治性，小说的趣味性、娱乐性成为更为普遍的阅读需求，因此，元刊文言小说以文学文体类小说为主；又因为元代教育比之宋代更为普及，文化进一步下移，讲史平话等通俗小说满足了更为广泛的民众的需求。

　　元代各地书坊大为萎缩，唯有建阳书坊继续发展，书坊数量甚至比宋代还多，据统计，宋代建阳坊刻29家，元代坊刻46家，当然，宋代建阳三十多家家刻也多有书坊性质，但是，仍然可见元代坊刻之盛。现存元代建本包括元刊后修本260种，在全国现存元刊本中占了大半。元代建阳书坊的兴盛，一方面是因为地处偏僻而较少受到政治环境和政策影响，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闽北及周边地区受理学影响入元不仕的文人多，民间教育持续发展，在小学教育、书院教育、民众教育的需求下，很多文人与书坊合作以文谋生，书坊因此得以持续发展。由于建阳为理学之渊薮，大量儒学家族和儒学人物由宋入元，从事文化教育和传承的工作，倔强地以道学自任，对地方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建阳书坊刊刻的小说虽适应市场需求而以通俗性娱乐性为主，但仍然不忘知识普及和义理教化，这就是建阳书坊大量刊刻讲史平话的地域文化背景。

　　明代刻书空前繁荣，建阳书坊规模也发展至顶峰，明代建阳共计230家书坊，是全国各省书坊数最多的地区。明代周弘祖《古今书刻》记载嘉靖以前中央机关和各省出版书目2412种，其中福建省479种，居全国第一，而福建刻书中建阳书坊刻本367种，在全国刻书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同时，明代是中国古代小说繁荣期，繁荣的表现一是《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典范小说大量刊行，二是在典范作品影响下的类型小说大量产生。据笔者近年搜集整理的通俗小说版本统计，现存明刊小说版本出于建阳者180多种，出于江南地区者150多种，出于北京、四川者5种，出版地不明者43种，从建刻占比可见建阳书坊为明代小说繁荣所作贡献。

　　明代建阳刊刻小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经典名著的刊刻与改编，这三部小说的明代刊本大多出自建阳，其中《三国》37种版本，《水浒》11种版本，《西游记》明确为建本者5种版本，这些版本是探讨祖本面貌、版本关系、小说艺术发展过程等问题的重要依据，备受国内外学者重视。另一类是经典名著影响下类型小说的编刊，明代这类小说多出自建阳书坊之自编自刊，大多沿袭宋元说话而具拓展新题材的意义，如《列国志传》《唐书志传》《南北宋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包龙图判百家公案》等，开拓了列国志、说唐、杨家将、说岳、包公等题材的创作，这些题材在民间影响很大，承载着以忠孝节义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精神。

　　建阳书坊宋元明三代刊刻小说的历史一脉相承。宋代建阳刊刻小说以重知识重学术的文言小说为主，元代趋向通俗，但大量讲史平话的刊刻则可见宋代文教传统之延续，只是教育文化更为普及和下移。明代延续宋元以来以普及教化的传统，而表现出更为明确的面向庶民阅读的编刊定位：小说语体仍以通俗白话为主，而少文言小说。文体上以普及历史知识的讲史小说最为大宗，在元代讲史平话的基础上，接受了《资治通鉴纲目》等著作的观念和知识，以“按鉴”相标榜；受讲史小说知识性影响，公案小说以普及司法知识为主旨，就连神魔小说也多为“以志怪法演史”。小说版式上延续宋元经史普及读物插图本的影响，以上图下文为主，以图释文，这种版式跟小说的随文注释评点相结合，最为凸显小说编刊引导文化水平不高的“庸夫愚妇”阅读的用心。

　　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建阳书坊刊刻小说已逐渐衰微，新编小说较少，对前代作品的翻刻往往比较粗陋。建阳书坊及其刊刻小说的衰微有着复杂的原因，但小说题材类型的固守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

　　明代万历以后，江南地区如苏州、南京、杭州编刊了大量的世情、时事、话本小说，而建阳书坊刊刻小说始终以讲史、神魔、公案三种类型为主，少有人情小说和话本小说，未见时事小说。这样的差异源自山林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差异。建阳刻书所在的崇化书坊和麻沙是闽北山区的两个村镇，即使整个建阳县也是人户不多，根据万历《建阳县志》卷三“籍产志”记载，万历二十年建阳人口为25046户,83371口，这样的人口规模，跟人口密集的江南地区没法比。苏州、杭州、南京和北京是明代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比如苏州，据《明史》记载，万历六年600755户，2011985口。江南聚集了大量的文化精英，在精英文化的影响下，小说接受狂飙突进的近代化思潮，敏锐地反映社会变革，敢于表现时代政治话题，敢于突破甚至悖逆传统。而福建文化以宋代为高峰，由于朱子闽学在宋理宗之后历代尊为官学，福建，尤其是闽北、建阳，觉得山川生色，深以为荣，自觉以“海滨邹鲁”“道南理窟”相守望。在明代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变的过程中，闽北仍以山林经济为本，书坊文人知识的获取主要来自经史典籍，在理学的视域中坚守传统规范，坚持知识传承和普及。所以，建阳书坊刊刻小说皆通过讲述故事通俗演绎儒家思想，风骨刚健，这一特征最主要的生成动力来自朱子闽学的深远影响，是建阳地域文化形成的道德基准和书坊主的自觉选择。这样的选择，在后世看来多少有些悲壮。建阳书坊在入清以后少有小说刊刻，未能适应时代变化，应该是建阳书坊刊刻小说衰微的根本原因。